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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危机与“教派主义”的关系探究

时间:2019-11-29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作者:王霏 本文字数:13624字

  摘    要: 本文强调“教派主义”既是叙利亚危机中的突出元素, 也将是影响叙利亚重建的关键因素。本文首先分析论证叙利亚危机不完全属于教派冲突, 指出阶级、意识形态、地方关系等也在叙利亚危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继而对叙利亚“教派主义”的产生、发展及动员进行详细论述, 指出叙利亚“教派主义”因为长期的历史矛盾、短期的危机刺激及教派成员对集体被灭绝的恐惧等诸多因素动员起来。最后, 结合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统治时期“教派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 分析在叙利亚未来重建中“教派主义”将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键词: 教派主义; 叙利亚; 重建; 认同;

  叙利亚危机自2011年3月爆发至今已有8年多, 从2017年开始, 叙利亚政府在以俄罗斯为首的国际社会的帮助下逐渐收回了失地, 1加快了与反对派的政治谈判进程, 叙利亚重建即将提上日程。然而, 叙利亚重建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诸如政权争夺、疆界版图争端、资金匮乏、安全隐患等重重困难。在众多困难当中, 最复杂和难以解决的莫过于“教派主义”问题, 它直接影响到叙利亚的民族 (国族) 认同。

  叙利亚在“中东剧变”的国家中既典型又特殊。称其典型, 是因为它备受指责的威权统治在爆发“中东剧变”的国家中极为典型;称其特殊, 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少数教派成员统治的国家, 而在危机爆发之前, 它又一直以民族、宗教、教派多样化且和谐共存的面貌示人。正因如此, 在这样一个典型又特殊的中东国家爆发如此长时间的危机极为引人瞩目, 其中的“教派主义”因素更因为“伊斯兰国”的介入与发展壮大而成为焦点。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叙利亚危机与“教派主义”的关系, 分析叙利亚“教派主义”认同的发展与特点, 进而指出“教派主义”在叙利亚危机以及未来重建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期从这一视角阐释叙利亚重建的困难性。在目前叙利亚重建迫在眉睫、我国企业试图积极参与其重建的形势下, 本文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叙利亚危机属于教派冲突?

  “教派主义” (Sectarianism) 一词广义上泛指不同宗教或教派 (下文统称教派) 、族群或政治团体之间包括良性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 2狭义上主要指教派之间的偏见、歧视及憎恶等不和谐关系。3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教派冲突, 因而使用的是“教派主义”的狭义内涵。由于在叙利亚危机中, 打着“教派主义”幌子的煽动性语言以及绑架、谋杀、性暴力、屠杀等层出不穷, 因此这场危机自爆发起便常常被描绘为源于“教派主义”的冲突与仇杀。

  根据这一观点, 叙利亚人民被分为多种具有政治性的教派团体, 其中12%为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个小分支阿拉维派, 支持同为阿拉维派的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约64%为叙利亚最大的教派团体逊尼派, 由于在阿萨德政权统治下遭到边缘化而大都支持反对派;叙利亚的其他非逊尼派宗教团体, 如基督徒 (约占10%) , 德鲁兹派 (约占3%) 及其他 (雅兹迪人、犹太人等, 约占1%) 由于害怕在占多数的逊尼派统治下将受到不公待遇而支持现政权。还有约占10%的库尔德人, 虽然他们大多是逊尼派教徒, 但主要认同自己的族群, 一开始持中立主义, 后来渴望分离。这种说法往往将叙利亚描绘成一个由英法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人为创造的国家, 认为教派认同将打败“赛克斯-皮科体系”后形成的政治认同。4所以, 解决叙利亚问题也要仿照黎巴嫩那样按教派分配政治权力才行。5将叙利亚危机描述为教派冲突是基于以下假设, 本文将逐一分析:

  第一, 假设教派认同这一次民族 (国族) 认同存在, 且该社团成员拥有基于这种认同关系而形成的政治取向。这反映出叙利亚民族认同构建的失败, 因为二者不能共存。6然而, 即便在危机爆发后, 叙利亚仍呈现出“教派主义”与“国家主义”共存的局面。
 

叙利亚危机与“教派主义”的关系探究
 

  2011年3月, 叙利亚危机爆发伊始, 和平对抗行为是分散的、局部的, 但却怀有“国家主义”的目标。抗议者虽然大多数是逊尼派阿拉伯人, 但他们提出的口号中充满“人民”、“叙利亚”字样而非“教派主义”词汇, 甚至要求更换现在的充满“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的叙利亚国旗, 改用叙利亚建国初期使用的国旗。7签订“大马士革宣言”的前成员一度成为叙利亚民间反对派领导层的核心, 但当2011年夏天和平抗议转变为武装斗争时, 大多数领导人离开了叙利亚。2011年11月20日, 20名独立的反对派活动者邀请了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大马士革宣言”成员以及其他民主派人士在内的70名反对派成员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组建了意图团结所有世俗及温和伊斯兰反对分子的代表机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al-Majlis al-Watani al-Suri) , 发表了“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政治纲领”, 与“大马士革宣言”类似, 将“建立民主、多元化和文明的国家”8作为目标。此外, 该纲领也表示应在叙利亚领土和人民团结的框架内支持“库尔德人”及“亚述人”的族群权利。9

  与此同时, 虽然叙利亚国内武装抗议逐渐代替了和平对抗, 但很多武装组织一开始仍采用具有“国家主义”的包容性名称, 最典型的是2011年夏季形成的军队“自由叙利亚军” (英文为Free Syrian Army, 简称FSA) 。在此阶段, 叙利亚政府也用“国家主义”的话语驳斥反对派, 并建立新军事机构“国防军” (National Defence Forces) , 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坚持使用“国家主义”的话语来继续构建民族国家认同和包容性的国家体制。此外, 尽管反对派内部产生分裂, 但流亡的政治反对派、叙利亚革命和反对力量全国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 简称SNOC) , 以及包括被削弱了的自由叙利亚军在内的武装组织, 主要的诉求仍是包容性的政治诉求。

  第二, 假设教派纽带是紧密联系的, 且“教派主义”被各教派组织及其成员接受, 并是导致危机的唯一因素。但实际上叙利亚的“教派主义”关系却是模糊和不固定的, 也不是致使危机爆发的唯一因素。

  除了“教派主义”外, 以下因素在叙利亚危机中的政治动员作用也不容小觑: (1) 意识形态因素。2011年, 反集权等政治意识形态促使一些从“教派主义”角度来说应是政府支持者的阿拉维派、基督徒和库尔德人加入反对派行列。10 (2) 家族、部落因素。对很多乡村叙利亚人以及贝都因人来说, 家族、部落的忠诚往往使同一家族、部落成员的政治选择一致, 而通常整个部落到底站在政府还是反对派一边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例如, 阿真达特 (Ageidat) 、哈迪迪因 (Hadidiyin) 和巴格拉 (Baggara) 这些传统逊尼派部落, 因为在阿萨德的统治下被边缘化而支持反对派;但相反, 同为逊尼派的本尼·卡里德 (Beni Khalid) 部落由于在阿萨德父子统治下蓬勃发展而继续支持政府。11 (3) 经济及阶级因素。首先, 反对派虽然大都为逊尼派, 但其最初兴起的地区都是有大量农村移民的贫困地区, 在较富裕的地区并没有太多逊尼派进行抗议。其次, 在占领区, 反对派不论教派对富裕家庭都进行掠夺, 可见经济因素有时胜过教派因素。再次, 依赖政府薪资的逊尼派官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逊尼派商人等中产阶层大多依旧效忠政府, 尽管有些人暗中帮助反对派。2012年反对派袭击阿勒颇之后, 这个逊尼派占多数的城市主要在经济上而不是教派上产生了分裂:富裕的西部仍然政府效忠, 而反对派军队则在较贫穷的东部建立了根据地。

  第三, 假设“教派主义”的政治模式 (如黎巴嫩的政治模式) 能解决教派冲突。这个假设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 并不符合实际。叙利亚复杂的宗教政治情况及独特的意识形态发展使其政治认同更加复杂。本文将在第三部分对该问题进行阐释。

  无论如何, 叙利亚危机还是不可避免地从一开始便染上了“教派主义”的色彩。据报道, 2011年3至4月, 巴尼阿斯 (Banias) 的反对派示威者高喊:“基督徒去贝鲁特, 阿拉威去坟墓”。霍姆斯也到处可听到口号从“叙利亚人是一个整体”变为“逊尼派流着同样的血”。12事件发生后, 温和的伊斯兰反对派积极澄清自己的非“教派主义”立场, 而政府在表示自己是维护国家利益而非教派利益的同时认定反对派最终会有“教派主义”的决议, 13这些态度恰恰印证了国家对“教派主义”的恐惧在武装冲突前就一直存在。

  此后, 被冠以“教派屠杀”的事件层出不穷。早在2011年4月27日, 沙比哈 (Shabiha) 民兵被报道在特卡拉克 (Telkalakh) 屠杀了5至40个逊尼派人时, 14政府就被指控“种族屠杀”。此后, 类似报道越来越多。例如, 2011年12月政府在卡法·欧威德 (Kfar Oweid) 屠杀100人;2012年3月政府在霍姆斯市的巴布·缀阿德 (Bab Driad) 和卡姆·州腾 (karm al Zhoutan) 屠杀50人;2012年4月在塔夫坦纳兹 (Taftanaz) 屠杀100人;2012年5月在胡拉 (Houla) 屠杀108人;2012年6月在库巴耶 (al Qubayr) 屠杀78人;2012年8月在大马士革的达腊亚 (Darayya) 屠杀200人。这些案例中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逊尼派阿拉伯人, 而政府声称大屠杀是反对派捏造或自己制造的。同样, 对非逊尼派的屠杀也有报道, 例如, 2012年4月在霍姆斯的卡马罗兹 (Karmallouz) 15人被杀;2012年12月在阿奇拉布 (Aqrab) 300人被杀;2013年9月在马克萨·海森 (Maksar al-Hesan) 16人被杀;2013年10月在萨达德 (Sadad) 45人被杀。15这些案例中受害者主要是阿拉威派或基督徒, 反对派也指责这都是政府捏造或激进的圣战者 (Jihadists) 制造的。此外, 库尔德人这一长期受歧视的少数族群也被动员起来。最初库尔德青年随阿拉伯反对派一起抗议, 后来逐渐成长为暴力的武装民族主义者, 并建立了民主联盟党 (Democratic Union Party, 简称PYD) 。激进的反政府逊尼派组织如努斯拉阵线这种“基地组织”的分支也 (Jubhat al-Nusra, 简称JAN) 出现了。针对教派的绑架、掠夺财产、性暴力、对教会或清真寺的袭击等也不胜枚举。

  可见, “教派主义”确实是叙利亚危机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或者可以说叙利亚危机是带有一部分“教派主义”冲突性质的。但决不能把叙利亚危机完全视为教派冲突, 因为这场危机中还有很多诸如意识形态、家族与部落、经济与社会阶层、大国干涉等因素在起作用。

  二、叙利亚“教派主义”的产生与动员

  在叙利亚危机中, 关于“教派主义”的两个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一是诸如“教派主义”在内的次民族 (国族) 认同到底从何而来?二是“教派主义”到底是怎样被动员进而导致教派成员产生暴力行为的?

  对于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教派主义”的产生, 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是用现代主义的眼光来审视, 认为不管是民族认同还是次民族认同都是政治认同, 都是精英阶层以及现代国家发展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所赋予民众的“想象出的”情感联系。16依这种解释, 所谓的“教派主义”者只是用过去的教派认同来合法化自己而已。另一种用前现代主义的眼光来解释, 认为教派间因为古代就有的分歧与仇恨而使敌意代代相传, 平时这种敌意处于休眠状态, 但随时有可能被一些突发事件重新唤醒和修正转化为教派冲突。17前一种观点认为认同主要是自上而下构建出来的, 后一种观点强调了认同自下而上的形成。

  针对叙利亚“教派主义”的起源, 持前一种观点的现代主义者认为叙利亚的“教派主义”主要是哈菲兹·阿萨德、巴沙尔·阿萨德父子掌权的结果。18持后一种观点的前现代主义者认为叙利亚危机为传统教派冲突的扩大化提供了机会。19然而, 纵观叙利亚“教派主义”发展的历史, 就会发现这两种解释都存在问题。一方面, “教派主义”的政治化或被政治精英利用的现象并非老阿萨德上台后才有;另一方面, 当今被叙利亚危机“激活”的“教派主义”并不单纯是教派间休眠的古老仇恨的爆发, 而是叙利亚政治、经济、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矛盾积累和激化的结果。本文认为, 叙利亚“教派主义”的产生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 古代教派间的矛盾与仇恨。虽然叙利亚今天的“教派主义”毫无疑问会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但古代教派间的分歧、矛盾、仇杀形成的历史记忆也必然对其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除了宗教教派之间早期的分歧, 奥斯曼帝国时期逊尼派政府对非逊尼派阿拉伯人实行的教派歧视也影响深远。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 帝国内部的犹太人、基督徒受到差别待遇, 而阿拉维派、德鲁兹派这样的伊斯兰少数教派甚至因为经常遭到迫害而不得不躲到山里居住, 长此以往, 形成了较强的教派认同。20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教派主义”极少被政治化, 奥斯曼帝国实行的是间接统治, 地方首领往往也是宗教领袖, 享有领导权, 所以部落、阶层、地域这些因素往往和教派一样重要。21即使1860年奥斯曼帝国在大马士革爆发的反基督徒的教派仇杀也不完全出于古代教派间的仇恨, 而更多是逊尼派穆斯林及奥斯曼统治当局对基督徒商业成功以及受西方庇护不满导致的。22

  第二, 法国“分而治之”的委任统治政策。为了分化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反法势力,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在叙利亚广泛鼓励并扩大教派之间的差异。231920年法国委任统治确立后, 先将原 (大) 叙利亚地区划分为黎巴嫩 (1920年8月) 、“阿拉维派国” (1920年8月) 、大马士革独立区 (1920年) 、阿勒颇独立区 (1920年) 、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区” (1921年8月) 、“杰贝尔德鲁兹国” (1922年) 六个部分进行统治;后又将叙利亚 (不含黎巴嫩) 划分成“阿拉维派国”、叙利亚 (大马士革区和阿勒颇区的合并) 、亚历山大勒塔自治区、杰贝尔德鲁兹国四部分, 直到1936年。这样的行政划分强化了叙利亚少数教派的教派认同, 同时, 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向少数教派征兵的政策直接改变了原来叙利亚的教派权力结构, 加重了叙利亚的“教派主义”。24

  第三, 叙利亚建国后的政治发展轨迹与政府教派政策的失误。由于法国人的过度征兵, 逊尼派对军事事业的蔑视, 以及参军能给较贫穷的少数教派提供进步的机会, 少数教派群体在军队中的比例异常高。这致使少数教派在此后各种军事政变中扮演着主要角色, 例如, 阿拉维派军官在1963年、1966年和1970年的政变中均占主导地位。1970年, 属于阿拉维派的老阿萨德的上台彻底改变了叙利亚的政治发展轨迹。在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表面下, 教派、部落和地区的认同还在继续。而复兴党政府一些教派政策, 比如老阿萨德政府、对穆斯林兄弟会的镇压, 以及巴沙尔一度释放大量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等举措都一定程度埋下了催生现代“教派主义”的祸端。

  第二个问题即“‘教派主义’怎样被动员起来”更加引人关注。消极的“教派主义”情绪不论是在叙利亚还是中东一直都不罕见, 而“教派主义”情绪或教派认同在叙利亚危机中因何政治化和被动员起来尤为引人瞩目。埃里克·考夫曼对教派战争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考夫曼认为, 多教派的国家中本身具有各教派共存的自然秩序, 只有长期和短期因素的结合才会打破这一局面, 使之发展为暴力冲突。首先, 各教派通常具有几个世纪存在的历史, 且相互间有古老的仇恨和不信任感;其次, 教派间存在经济竞争, 且处于“外围”的教派正在从实力下降的“核心”教派身上取得物质利益;再次, “有操纵力的精英”为实现自己更大抱负而促进和发展某一教派。当然, 精英们也必须在短期内有进行“教派主义”动员的机会——重大的政治或结构性变革;最后, 教派成员必须有真正的对本教派群体灭绝的恐惧, 随之引发该群体为了安全考虑而愿意支持或至少不反对集体使用暴力反抗。25叙利亚“教派主义”被动员的情况基本符合考夫曼的分析元素, 但又具有自身特点。本文将这些元素分为长期因素、短期因素、导火索三类, 具体如下:

  第一, 从长期因素来看, 叙利亚各教派间自古便存在矛盾与仇恨, 但“有操纵力的精英”的行为却是激化“教派主义”的最重要原因。哈达德认为精英政策只能反映或加剧社会中现有的教派间的紧张关系, 26而本文认为现代的教派冲突不能完全归因于古代的仇恨, 精英的参与本就是长期因素中的重要部分。其中, 三种“有操纵力的精英”对叙利亚“教派主义”动员影响重大:第一种, 统治政权中的精英。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法国委任统治政权、叙利亚建国后的历任政府中的精英, 都曾为了获得短期政治利益而将次民族认同政治化了。第二种, 地方精英。20世纪20年代, 大批教派 (尤其是少数教派) 领袖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利而拥护法国委任统治当局将教派认同政治化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 穆斯林兄弟会在与老阿萨德的斗争中将逊尼派的教派认同政治化;如今叙利亚危机中又出现了许多少数教派的领袖。第三种, 国际精英。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埃及、约旦, 还是今天试图影响叙利亚局势的美国、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土耳其, 或是非国家的国际行动者, 如媒体或圣战分子, 都或多或少出于自己的目的而将叙利亚的教派矛盾政治化了, 并从人民底层强化了这种政治化了的教派认同。

  第二, 从短期因素来看, 叙利亚危机本身便是激化及动员“教派主义”的短期因素, 但叙利亚人并没有因此丧失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如前文所述, 叙利亚危机确实在多方的介入、煽动下成了短期内动员“教派主义”的“良机”;但值得注意的是, 即便是由“教派主义”情绪驱动的部分叙利亚反对派, 仍常常使用具有包容性的“国家主义”话语进行政治动员。在政治领域, 进行“教派主义”动员的机会不是国家的崩溃, 而是政权更迭的威胁。在叙利亚, “教派主义”的动员与在伊拉克、黎巴嫩不同, 因为人们没有看到政权的彻底垮台。甚至在某些地区, 即使出现了政权的崩溃, 也仍然存在对“教派主义”的排斥。这说明, 叙利亚存在多种认同, “教派主义”认同并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 作为“导火索”, 对本教派群体可能灭绝的恐惧, 将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结合, 进一步动员了叙利亚的“教派主义”。不论是阿拉维派在历史上被逊尼派政府迫害的经历, 还是1860年逊尼派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大屠杀, 叙利亚少数教派成员都不会忘记。正是这种历史记忆以及担心被集体灭绝的恐惧心理, 极易被政治精英利用, 使之成为将动员“教派主义”的长期因素与短期因素联合起来的绳索。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 巴沙尔政府在叙利亚危机之初利用了这种恐惧心理, 力图将所有反对派冠以“教派主义”者的头衔予以打击。危机一开始, 政府便对温和的反对派进行暴力镇压, 并在官方媒体上将反对派定义为伊斯兰“教派主义”者, 进而激起考夫曼分析的少数教派成员的安全困境及对种族灭绝的恐慌, 争取非逊尼派反对者对政府的支持。政府这种舆论宣传在努斯拉阵线和“伊斯兰国”出现后更加强烈了。另一方面, 当2012年反对派占领大量领土后, “教派主义”及其符号在叙利亚危机中迅速增加。面对日益升温的危机, 叙利亚政府接受了具有“教派主义”标签的“真主党”和伊朗什叶派民兵的帮助, 重组国防军 (NDF) 。这支军队官方上是世俗军队, 但政府鼓励其成立了由地方教派尤其是阿拉委派、德鲁兹派、基督徒主导的地方下属单位。在国防军之外, 更具教派认同的支持政权的民兵也陆续出现, 例如德鲁兹贾什穆瓦希瓦 (Jaysh al-Muwahhideen, Army of Monotheists, 意为“一神论者军队”) 27和阿拉维穆卡瓦玛阿萨 (al-Muqāwama as-Sūrīya, The Syrian Resistance, 意为“叙利亚抵抗运动”) 28。同时, 先前受到抑制的“教派主义”符号激增。民兵的宣传和大马士革的市场上出现了德鲁兹的五色星和什叶派的祖尔菲卡 (Zulfiqar) 剑等标志, 29这在以前少数教派没有安全恐惧之前绝不可能发生。即便如此, 这些“教派主义”符号也总是与“国家主义”符号一起出现。这又一次说明, “教派主义”远不是叙利亚危机唯一的驱动因素。

  三、“教派主义”与叙利亚民族认同

  综上所述, 叙利亚危机虽不是教派冲突, 但仍充斥着“教派主义”元素。因此, “教派主义”也将在叙利亚未来重建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 为叙利亚政府、经济、安全、文化等多方面的重建提出挑战。而所有这些挑战其实最终都源于对叙利亚民族认同的挑战, 换句话说, 在叙利亚重建中最棘手的将是受“教派主义”影响的叙利亚民族认同的重建。

  本文认为, 叙利亚虽因危机而使其国家、人民受到重创, 使“教派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 但叙利亚民族认同仍然存在, 其国民乃至难民仍言必提其“国家”。但由于叙利亚的“国家主义”自产生之初就与“教派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论是“大叙利亚主义”这一“阿拉伯民族主义”先声的诞生, 30或是民族主义者在法国委任统治下逐渐构建出的叙利亚国家的雏形, 还是叙利亚国家独立后的政治发展都具有“教派主义”的影子。1970年, 阿拉维派出身的哈菲兹·阿萨德通过政变上台, 使国家主义与“教派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 本文选择哈菲兹·阿萨德和巴沙尔·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教派主义”与民族认同的关系来对二者关系进行阐释。

  哈菲兹·阿萨德时期, 叙利亚“教派主义”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如下:

  第一, 政府使用世俗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思想构建“阿拉伯”叙利亚民族认同,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派主义”。首先, 政府将所有叙利亚人不论教派定义为“阿拉伯叙利亚人”, 31并通过坚定的反以色列立场、对黎巴嫩的“特殊关系”等外交政策来强化这种认同。其次, 拉拢逊尼派穆斯林参与政府管理, 如1984年上任的副总统穆斯塔法·塔拉斯 (Mustafa Tlass) , 并释放大量逊尼派政治犯。32再次, 加强民族教育、文化艺术、历史、体育等多方面建设, 33甚至大搞个人崇拜, 以此强化叙利亚民族认同。

  第二, 宗教上弘扬逊尼派伊斯兰教, 实际提升了阿拉维派的综合实力, 致使“教派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潮。一方面, 老阿萨德政府在推行世俗化的民族认同构建的同时, 也利用宗教认同巩固其政府的合法性。与萨达姆执政后在什叶派占多数的伊拉克大力弘扬逊尼派伊斯兰教不同, 老阿萨德不仅没有刻意推崇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及文化, 反而将逊尼派伊斯兰教及其文化放在优先地位, 学校中教授的伊斯兰教知识都是逊尼派伊斯兰教知识。34同时, 哈菲兹·阿萨德努力淡化自己阿拉维派的教派身份。在试图取消1973年宪法第三条“总统必须是穆斯林”未成功后, 老阿萨德说服黎巴嫩什叶派领导人穆萨·萨德尔 (Musa al-Sadr) 宣布阿拉维派为什叶派中的12伊玛目派, 35从而使阿萨德符合成为叙利亚总统的条件。36另一方面, 阿拉维派综合实力不断提高, 引起逊尼派的不满。老阿萨德统治时期, 不仅阿拉维派在军队、复兴党、政府部门中占绝对优势, 37政府还积极吸纳德鲁兹派等少数教派成员, 38这引起逊尼派穆斯林极大不满。即便在世俗化推行最广泛的教育领域, 阿拉维派也是最大受益者。原来在叙利亚文盲率最高的阿拉维派成员得到政府允许成批迁居到大城市, 形成大批新的富有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中产阶层。因此, 由逊尼派穆斯林组成的“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反对阿萨德的世俗化政策, 指责其为“非穆斯林”。

  在这里, 值得注意的是库尔德人问题, 虽然库尔德人不属于本文讨论的“教派”范畴, 39但作为中东跨界民族以及在叙利亚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少数族群非常值得关注。库尔德人虽然在宗教上大多信仰逊尼派伊斯兰教, 但从族群上来说属于少数族群。在少数教派成员受益于老阿萨德政府, 甚至德鲁兹人、贝都因人都被允许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法庭40的同时, 库尔德人这支占少数的非阿拉伯人教派 (族群) 却受到种种压制。在“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推行下, “非阿拉伯”的族群认同被强行禁止, 库尔德人的文化被视为“非法”, 不允许库尔德人用库尔德语教学, 或命名儿童、村庄、街道等, 更不允许过库尔德人传统节日。41这些政策激化了库尔德人与政府的矛盾, 使其“族群认同”上升, 最终在叙利亚危机中开始诉求自己的族群利益。

  巴沙尔·阿萨德时期, 叙利亚“教派主义”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如下:

  第一, 虽然危机前叙利亚各教派长期较为和平地共处, 但教派认同及具有“教派主义”话语的反对声音在巴沙尔统治初期已公开化。20世纪90年代, 时为总统之子巴沙尔·阿萨德领导进行了后来被西方誉为“大马士革之春”的短暂改革, 放宽了对言论、集会的限制, 叙利亚出现了由世俗分子、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党派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民间反对派。他们是最先进行自发性初步抗议活动并提出政治要求的群体。2000年, 巴沙尔·阿萨德继任总统, 却很快违背了他要进行进一步改革的承诺, 又恢复了从前对异议的压制。2005年10月16日, 一些反对派代表和知识分子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 呼吁建立一个“不分种族、族群、宗教、教派、部落, 所有公民享有同样权利和义务”42的国家。这种与“教派主义”相反的、充满“国家主义”的政治宣言也包含了维护少数族群利益的要求:“在叙利亚土地和人民的统一的基础上对叙利亚的库尔德问题进行民主的解决。”42

  第二, 巴沙尔的政治改革损害了逊尼派的利益, 加重了“教派主义”矛盾。巴沙尔为了巩固自己力量, 2005年排挤了一批以塔拉斯为首的老逊尼派中坚力量, 加强了以阿拉维派为主甚至是自己家族在政府中的力量。43

  第三, 巴沙尔的经济改革损害了逊尼派利益, 削弱了政府部门力量, 使“教派主义”有机可乘。首先, 巴沙尔将许多新的经济机会交给了以其堂兄拉米·马克洛夫 (Rami Makhlouf) 为代表的政权精英, 44形成了明显的以阿拉维派为主, 包含一些逊尼派、基督教徒在内的精英阶层, 45给人以阿拉维派势力扩张的感觉。其次, 政府实施市场改革削减了对普通人的关键补贴, 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逊尼派农民。由于农业管理不善, 农民们长期依靠柴油和化肥补贴生活。2006年10月, 叙利亚东北部地区遭受了严重干旱, 再加上补贴的取消, 根据联合国的估计, 仅东北地区农村就有30万人口向外移民, 并在叙利亚城市周边建立起贫民窟。46再次, 经济改革也影响了叙利亚的社会结构。工人、农民工会、军队以及复兴党的预算都被削减了, 一些社会服务被转包给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这削弱了政权与选民的联系, 以及对社区和村庄的渗透, 47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遂渗透进这些权力真空地区。

  可见, “教派主义”在过去长期影响着叙利亚民族认同, 并在阿萨德父子执政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与复杂。今天, 叙利亚重建迫在眉睫, 虽然巴沙尔去留、资金困难、和平谈判、外国撤军等问题成为重建中最引人关注的话题, 但“教派主义”仍是其中绕不过去的阻碍与挑战, 势必影响到重建的方方面面。虽然沙特、土耳其甚至欧盟等多方均曾表示叙利亚和谈必须以巴沙尔下台为前提, 48但值得深思的是巴沙尔在叙利亚持续危机8年还在台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叙利亚在巴沙尔下台后又将何去何从?谁能在巴沙尔之后担负起统一这个国家的责任?教派分权的政府体制是不是能解决叙利亚“教派主义”的根本问题, 给叙利亚带来和平和健康的发展?还是这会加剧叙利亚的“教派主义”, 使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陷入被“教派主义”分裂的更危险的局面?所以, 叙利亚政治重建中最大难题可能不是建立怎样的政权而是政府怎样调节“教派主义”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 使叙利亚政治发展重回正轨。

  注释

  1 林涵:《巴沙尔当面感谢普京:多亏俄罗斯, 拯救了叙利亚》, 《环球时报》2017年11月22日。大富彩票网广西快十
  2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1.
  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ctarianism.
  4 I.Rabinovcih, “The End of Sykes-Picot?Reflections on the Prospects of the Arab State System”, Brookings, Middle East Memo, February 2014.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media/research/files/papers/2014/02/sykes%20picot%20rabinovich/sykes_picot_rabinovich.pdf.
  5 Rustum Mahmoud & Stephan Rosiny, “Opposition visions for preserving Syria’s ethnic-sectarian mosaic”, British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 October 2016, pp.1-20.
  6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7.
  7 S.Ismail, “The Syrian Uprising:Imagining and Performing the Natio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1, no.3 (2011) :pp.358-549.
  8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Political Program for the Syrian National Council”, 20 November 2011,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ooTPfL.
  9 Ibid.
  10 S.Starr, Revolt in Syria:Eye-witness to the Uprising,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20.
  11 D.Chatty, “Syria’s Bedouin enter the Fray:How Tribes could keep Syria Together”,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 13, 2013,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articles/140266/dawn-chatty/syrias-bedouin-enter-the-fray.
  12 A.Tabler, In the Lion’s Den: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shington’s Battle with Syria, Chicago, IL:Lawrence Hill Books, 2011, p.233.
  13 S.Ismail, “The Syrian Uprising:Imagining and Performing the Nation”,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11, no.3 (2011) , pp.358-549.
  14 R.Fisk, “We will never Cease our Struggle until we Bring Down Assad”, Independent, 2 May 2011,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voices/commentators/fisk/robert-fisk-we-will-never-cease-our-struggle-until-webring-down-assad-2277704.html.
  15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2, 2015, pp.357-376.
  16 F.Halliday, Nation and Religion in the Middle East, London:Saqi books, 2000, pp.23-37.
  17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20.
  18 P.Droz-Vincent, “State of Barbary (Take Two) :From the Arab Spring to the Return of Violence in Syria”, Middle East Journal, 68, no.1 (2014) :33-58.p.40.
  19 G.Abdo, “The New Sectarianism:The Arab Uprisings and the Rebirth of the Shia-Sunni Divide”, Brookings, SD:Saban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Paper, April 10, 2013, p.2.
  20 H.Batatu, Syria’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7.
  21 H.Batatu, Syria’s Peasantry, the Descendants of its Lesser Rural Notables, and their Politics,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
  22 B.Masters, Christians and Jews in the Ottoman Arab World:The Roots of Sectarian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8.
  23 B.T.White, The Emergence of Minorities in the Middle East:The Politics of Community in French Mandate Syria,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4.
  24 王霏:《试论叙利亚的族群、教派与地域忠诚问题》, 《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1期, 第33页。
  25 S.J.Kaufman, Modern Hatreds: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Ethnic War,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3-12.
  26 F.Haddad, Sectarianism in Iraq:Antagonistic Visions of Un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17-20.
  27 A.J.al-Tamimi, “The Druze Militias of Southern Syria”, Syria Comment, November 13.2013,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 hualandis.com/blog/druze-militias-southern-syria/.
  28 A.J.al-Tamimi, “A Case Study of ‘The Syrian Resistance’, A Pro-Assad Militia Force”, Syria Comment, September 22, 2013,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blog/aymenn-al-tamimi-speaks-to-ali-kayali-and-pro files-the-syrian-resistance-a-pro-assad-militia-force/.
  29 O.A.Rifai, “The War of Identities amidst the Syrian Uprising:The Continual Reproduction of Sub-state Identities and the Quest to Reconstruct Syrian National Identity”, MPhil diss., University of St.Andrews, June 2014.https://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handle/10023/6353
  30 王霏:《从宗教社团认同看19世纪“大叙利亚认同”的起源》, 《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6期, 第13-21页。
  31 Eberhard Kienle, “Arab Unity Schemes Revisited:Interest, Identity and Policy in Syria and Egy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27, No.1, 1995, pp.53-67.
  32 Oded Haklai, “A Minority Rule over a Hostile Majority:The Case of Syria”,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Vol.6, No.3, Autumn 2000, pp.19-50.
  33 详见王霏、张丹:《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认同困境》, 《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 第24页。
  34 J.Landis, “Islamic Education in Syria:Undoing Secularism”, Paper presented at “Constructs of Inclusion and Exclusion:Religion and Identity Formation in Middle Eastern School Curricula, ”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Brown University, 2003.https://www.ou.edu/content/dam/International/IPHome/Bios/landisdoc/IslamicEduinSyria.pdf.
  35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2, 2015, pp.357-376.
  36 在叙利亚历史中, 阿拉维派长期不被伊斯兰教认可, 逊尼派甚至什叶派也将其视为异端。详见王霏:《“法特瓦”与阿拉维派被承认的历史》, 《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6期。
  37 详见王霏、张丹:《阿萨德统治时期叙利亚阿拉维派的认同困境》, 《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1期, 第25页。
  38 Derek Hopwood, Syria:1945-1986: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Unwin Hayman, 1988, p.93.
  39 西方的“教派主义”一词Sectarianism往往涵盖库尔德人这一“族群”。
  40 Christopher Phillips, “Sectarianism and conflict in Syr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2, 2015, pp.357-376.
  41 K.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The Forgotten People, London:Pluto Press, 2005, pp.91-93.
  42 Damascus Declaration (English) , The Damascus Declaration for Democratic National Change, 16 October, 2005,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LT krH5.
  43 R.Hinnebusch, “Syria:From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 no.1 (2012) :95-113.
  44 S.Ismail,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Shifting Alliances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Syria”, edited by F.Lawson, Demystifying Syria, London:Saqi, 2009, pp.13-28.
  45 S.Azmeh, “The Uprising of the Marginalised:A Socio-economic Perspective of the Syrian Uprising”,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London:LSE, November 6, 2014.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middleEastCentre/Events/events2014/SA-13-10-14.aspx.
  46 F.De Chatel, “The Role of Drought and Climate Change in the Syrian Uprising:Untangling the Triggers of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50, no.4 (2014) :521-535.
  47 R.Hinnebusch, “Syria:From ‘Authoritarian Upgrading’ to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88, no.1 (2012) :95-113.
  48 《沙特称叙利亚未来不应有巴沙尔:过渡阶段也不行》, 《参考消息》2017年8月16日, http://dfcpwgxks361.5555xsb.com/17/0816/08/CRUST1R3000181KT.html

    王霏.“教派主义”与叙利亚重建[J].世界宗教研究,2019(04):162-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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